入党自传怎么写_范文2000字，农村入党自传怎么写_范文

上海“星二聚餐会”诞生在1937年“八一三”浴血抗战如火如茶、“七君子”已光荣出狱之际。潘汉年以“八办”主任身份，已公开见过陈立夫。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在报上公布于众。潘汉年分别拜会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沈钓儒为首的救国会负责人“七君子”，祝贺他们民主正义斗争的胜利，还分别拜会了金融界、宗教界、教育界知名人土，请他们共赴国难，抗日救亡。

罗叔章系1934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她隐于救国会内，与张宗麟、胡咏淇、杨怀生等请沪江大学校长、基督教徒刘湛恩博士在各界欢迎“七君子凯旋会上演讲。刘博士的慷慨讲话引起热心人士的共鸣，加上罗叔章的串联，二十五人的“星二聚餐会”就成立了。成员计有教育界的刘湛恩、张宗麟、韦悫、陈鹤琴、沈体兰，工商界的陈巳生、王纪华、胡咏淇、杨延修，新闻界的钱纳水、顾执中、梅益、吴大琨，金融界的孙瑞璜、王志莘、黄定慧，基督教人土吴耀宗、杨怀生、王揆生、萧宗俊，佛教界人土赵朴初，出版界的陆高谊，地方协会的姚惠泉，妇女界的罗叔章，会计师李文杰等。罗叔章、张宗麟是召集人。

张宗麟是1929年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是陶行知的弟子，与胡愈之同为复社成员。李文杰、杨延修是在我之后加入“星二”的。罗叔章在随“七君子”离沪前来看望我，说是潘汉年嘱她来的，她们已知我应允了继何香凝老人之后维护妇慰会，同时已知我向何老表示过，妇慰会不可能公开活动了，可考虑改名妇救会，如果我亦离沪，即请许广平姐接任。何老与廖梦醒同志均认为很好。我既暂不离沪，因此叔章以她负责的两个单位相托：一是“星二聚餐会”，二是中华女子职业学校。我均慨然允诺了。

我出席的头一次会议上，罗叔章将我介绍给大家，刘湛恩当即表态欢迎，并说已和叔章研究过了，就请黄大姐接叔章的手，与宗麟共同担任毎周会议的召集人。名单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杨怀生保管。开会的地点就在八仙桥青年会九楼的董事室内，毎星期二晚上不发通知，大家风雨无阻前去参加，各人自费缴纳一块钱的晚餐费，不设主席，也不作记录，毎次准备一个主题，推定两三个中心发言人，大家围绕主题展开漫谈。毎次讨论的主题都是刘少文、张宗麟和我事先研究确定了的。

会员们所读的书报，大都是“风雨书屋”供应的；而《文献》、《毎日译报》等报刊，则都是各人自备的。参加者都是爱国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都是全国政协委员。

“星二聚餐会”的会员关心时局，座谈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时，发言非常热烈，破除了速胜论，反对了投降论，坚定了持久必胜的信心。我们还请写《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参加座谈，一个外国人如此倾心延安，带动了不少爱国青年奔向延安。“星二”会员对于当时在上海为慰问前线所举行的义演、义卖活动予以支持，不仅自己毎次都积极参与，更动员所代表的团体积极参加。如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兰心大戏院义演三天京戏、昆剧和话剧，我们每个会员都热情地为义演推销戏票。所有义演、义卖所得的钱款，都买了雨衣、胶鞋等慰问品，推举代表送到新四军部队进行慰劳。由地下交通线保护他们平安地往返。

纪念抗战一周年时，以“星二聚餐会”顾执中、王纪华为正、副团长的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赴皖南慰劳新四军。当年的慰问代表之一朱立波，生前一直保留着项英、李一氓等新四军领导人当时接见慰问代表合影留念的照片。

1939年春，又组织第二次慰劳，吴大琨为团长。在慰问团返泸时，被顾祝同发觉，把许涤新、吴大琨一行人扣留，送到上饶集中营。少文让我在“星二聚餐会”上商议如何营救，会上完宗教界代表吴耀宗（反帝大同盟的会员）立即响应，马上电告宋庆龄，呼吁营救。姚惠泉也热心地电告黄炎培先生。后经黄炎培、沈钧儒联名拍电报给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请顾下令释放。总之，“星二”是综合各方面抗日力量的进步团体。

一直到1939年“风雨书屋”、《毎日译报》同一天遭破坏时，我才把“星二”的事务移交给许广平大姐接手。她维护 “星二”发展到四十五人，直至日军侵入租界时为止。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办曾嘱我写“星二聚餐会”的回忆录，我请李文杰写，他不仅是律师兼会计师职务，而且他写日记数十年如一日，记忆会更准确。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后，产生“星五聚餐会”，是驻重庆的“八办”直接领导的。“星五聚餐会”和上海“星三”、 “星四”九人核心小组以及各行各业中的联谊会，均有中共同志起核心作用。记得抗战胜利我返回上海，“银联”已成为庞大的组织了。刘少文对我说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中，上海 “星二聚餐会”是白区统一战线三三制试点的创举。推广到全国去，各式各样的群众团体中，自然涌现出各样的人才，亦即八个民主党派成长发展的政治基础。等到蒋介石下令取消民主同盟，南京“国大”公开宣布“再剿匪”，大大失去民心，促使八个民主党派在香港公开反蒋拥共。“星二聚餐会”、《每日译报》，均仍有老战友健在，中兴盛世寿星多啊！

我按照刘少文的意见，在“星二聚餐会”上提出支持《每日译报》出版经费的事，得到会员们的全力支持，当场就毎人认了五十元的股份，筹得千余元钱。其余的钱由被推任报社董事长的我通过通易公司先后垫支了八千元，总算解决了《每日译报》创刊时的开业经费困难。

报纸出版后，经常刊登刘少文带来的外文报纸上报道的八路军、新四军打击日本侵略军的胜利消息和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抗战的新闻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很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几乎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形成鼎足而立的可喜局面。但是销路越大，困难也越大。办报的先决条件要有足够的紙张印报。幸好志皋的同学王唯真在新闻报当总务組长，志皋跟他商量，请王把新闻报馆库存的大量纸张、平价调剂给《每日译报》便用。我们在通易公司开设了一家正大运输公间，就利用这家公司的名头开设一个往来透支的账户、每星期与新闻报馆结一次账，由我开出通易公司的支票，维护《每日译报》和风雨书屋的资金周转。

报纸销量大增后，工作的人手不够，工部局的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先生办的报童学校帮助解决了不少困难。陈鹤琴先生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他担任报童学校的董事长，我出任副董事长。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支持长期办报的经费问题，通易公司为此已经大量垫支，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聚餐会会员募捐了，长此下去怎么办呢？

通易公司调停复业时，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曾答应给公司六十四万块钱的投资支援，但是资金一直没有到位。那时公司的董监事王晓籁、杜月笙等都在香港，为了解决公司资金周转上的困难，常务董事徐寄庼就提出，要我以常务董事和副总经理的身份去趟香港，通过杜月笙等人催请那几家大银行履行以前投资支援的诺言。

钱纳水有位同乡同学胡鄂公（字南湖），是中共早期党员，当时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孔祥熙任院长）的参事，他得知《毎日译报》经费困难后，主动表示可以动员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捐资相助。阿英不愿意找与孔祥熙有关系的人帮忙，考虑这个问题牵涉的面太大；我也不能擅自决定，就向刘少文作了汇报，请示可不可以让孔令侃捐资。少文说：如今既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只要是支援抗日工作的钱，无论来自哪方面的都可以接受，此事不妨试试看。但捐款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不能让他们插手干预经理部和编辑部的人事和编辑方针，必须保持党的宣传阵地的独立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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