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小年一过,就意味着人们已真正步入过年的节奏,开始做各种准备了。
记得在没有对烟花爆竹实施禁放之前,小年之夜也是有鞭炮声声,礼花灿灿的。虽比不上除夕夜那样的铺天盖地,阵势壮观,但也是漫天华彩,声震四方。可昨晚一切却是静悄悄的,沉寂的好像没有这个日子一样。
这种沉寂似乎让不少人不适应,特别是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压抑之后,许多人是想尽情燃放一次烟花爆竹,以嘣嘣心中的郁闷和晦气的。
可是不行!禁放的规定是必须要遵守的。否则,大过年的被抓去拘留几天,心中该多憋屈呀!
没有了烟花爆竹,年味确实寡淡了许多。就在昨晚的沉寂和寡淡之中,我不由自主就想到了小时候在老家过年,和烟花爆竹禁放前在部队、在都市过年的情景。
“有钱没钱买炮过年”。六七十年代的冀南农村,虽然家家户户都还很贫穷,有的过年甚至都不能饱饱吃上一顿肉馅饺子,但鞭炮是绝对不能或缺的,那怕借钱买一挂“几百头”的小火鞭也好,只要除夕之夜自家院子里有鞭炮燃放,全家人就认为是嘣走了“邪气”“晦气”,嘣来了“运气”“旺气”,都会感到心花怒放,无比轻快。总之,过年宁肯“食无肉”,也不能“耳无响”,否则就不算过年,来年一切美好愿望也会落空。放鞭炮,已然成了所有人家过年的“标配”。
我家就属于只能买起一两挂二三百头小火鞭的穷家庭。而打我记事那天起,似乎就喜欢鞭炮,等再稍大一些了解了炮竹与过年的关系后,更是把燃放鞭炮看的比吃一顿肉馅饺子、穿一身新衣裳还要神圣。记得我9岁那年刚进腊月的一天,母亲塞给我两块钱和二尺布票,让我去邻村“小铺”里买块布找人做件新衣裳。这对于从没有穿过“洋布”新衣裳的我来说甭提有多兴奋了。可当我哼着歌曲欢跳着跑到“小铺”,看到货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鞭炮时,竟“鬼使神差”地产生了“不穿新衣放鞭炮”的念头,于是用一块六毛钱买了两挂300头的火鞭。如搁在平时,脾气暴躁的母亲肯定会把我打骂一顿。但按老家风俗,进入腊月人们是不允许随便发脾气的,否则来年一年都不吉利。也正因为如此,气冲冲的母亲虽然把“笤帚疙瘩”高举过了头顶,但却始终没有落到我身上,只是大声说了句:“买了炮你就别穿新衣裳!”这之后到春节前那二十来天,我将两挂一尺多长花花绿绿的火鞭“化整为零”,时不时与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要不捏在手里放比谁的胆子大,要么插在雪堆里放看嘣起的雪粒有多高,要不点着炮捻后扔向空中比谁的炮更响。那每一声炮响,都醉在我的心里。
到了年三十这天晚上,我更是激动难抑。从吃晚饭开始,就“支棱”起耳朵,听到谁家鞭炮响声大放的时间长就往谁家跑,为的是从那一地炮屑中发现尚没“爆炸”的那一个。有时候还提前跑到有钱人家里,等着人家燃放长长的大火鞭。往往是鞭炮在头上噼噼啪啪地炸着,眼睛却在密匝匝的炮屑中找着,看到没有炸响的就捡起来放到衣服兜里,有的炮看起来是“哑了火”,其实是炮捻燃的慢,结果就在手里或衣服兜里爆炸了,手被炸肿了,衣服兜被炸穿了,却炸不掉我高昂的激情,那时刻在我眼里,哑炮比什么都“金贵”。凌晨五点钟挨家挨户向长辈拜年时,我的眼睛也要将人家院子里的炮屑“扫描”一番,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猎物”。对长辈们给的核桃、醉枣、糖果、黑枣等,这些平时见不到的上好食物,虽然是垂涎欲滴,但只要有一挂小火鞭可选择,就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前者。
初一早上上坟祭祖,是家家户户真正比放的时候,有的宁肯起五更时在家里少放一些,到了坟上也要尽可能燃放的多一些、时间长一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出对先人的孝心,特别是“二踢脚”这时候放的尤其多。而我在相跟着哥哥们给早逝的父亲上坟之后,就会到其他家坟的四周“踅摸”没有响过的鞭炮。一轮下来,我往往会捡到上百个。对于还有炮捻的(往往很短),我就存起来,一天几个慢慢地放,一直放到正月十五;对于哑炮,我要么把捡来的长炮捻分成段,用缝衣服针在哑炮中扎眼“稔”进去重新燃放,要么从中间掰开,用火柴点燃让其“出溜”着喷火,或者把里边的黑火药集中倒在一张牛皮纸上,捆成小“炸药包”埋在土堆中燃放。反正每一个哑炮,我都会让其发出光亮来,那种惬意和幸福无与伦比。
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过年时人们就有钱买更多更大的鞭炮了,而那些一二百头的小火鞭就慢慢淡出了视野。进入腊月后邻村隔三差五的大集上,除了卖肉、蛋、水果年货外,卖鞭炮更是动人一景。一条五六百米或一千多米长的集市上,几家甚至十几家卖鞭炮的散落在不同位置,可着劲儿吆喝着自家鞭炮如何好,同时一挂接一挂地燃放,有意识地与他家比高低。那响声可谓惊天动地,此起彼伏,摄人心魄,浓浓的硫磺味弥漫在大街小巷。到了年三十吃晚饭和起五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几千头甚至上万头的燃放,有的已不再满足燃放鞭炮,而是转向更响的“闪光雷”和漂亮的礼花弹。乡亲们用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方式,抒发辞旧迎新的激动心情,表达风调雨顺的殷切期盼,寄托追忆先人的思念情怀······
八十年代初期我参军来到了北京西郊的一个山沟,那个时候还没有对鞭炮实施禁放,每年除夕零点钟声敲响之际,营区内外也是鞭炮齐鸣,“爆竹声中辞旧岁”的景象展现的淋漓尽致。到了九十年代初,北京颁发了城区鞭炮禁放令。头几年禁放效果还不错,但随着人们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不少人就开始怀念烟花爆竹,再过春节时就有人偷偷燃放起来。
记得儿子三岁那年的春节,我带他回到了尚未实施禁放的邯郸老家。期初听到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时,儿子吓得捂着耳朵直哭,但当看到色彩缤纷的礼花时,竟兴奋的在地下打滚。也就是从这年春节起,儿子对过年有了深刻印记。到了来年春节前,他就会叨叨着要放鞭炮看礼花。为满足儿子的愿望,一连几个春节,我都约上战友,到距营区几公里之外的门头沟龙泉宾馆,那个合法燃放点“抒发情怀”。在这里,从城里赶来的人们络绎不绝,尽管“一家独大”的烟花爆竹价格不菲,但人们仍手捏钞票排着长队购买,尔后再到附近一个固定场地燃放。在震耳欲聋的响声和灿烂绚丽的礼花中,人们欢呼雀跃,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兴奋的更是忘乎所以,不停地央求大人们“再买!再买!”据了解,这个燃放点烟花爆竹的销售额,每晚能达到五六十万元······
十多年之后的春节前夕,北京顺应民意改全面禁放为限定区域和时间的“限放”,我自然是“习性盎然”,每年春节都会买上千元的烟花爆竹。考虑到市里烟花爆竹比较贵,我所在的部队单位有些部门,就特意安排车辆到远郊甚至河北一些卖价很低的地方,整车购买烟花爆竹并作为过年福利分发给大家。那些年的除夕零点,家家户户从家中搬出烟花爆竹到指定地点燃放,整个天空都是礼花绽放,整个大地都在欢快颤动。记得2007年除夕之夜,我与夫人、儿子和两个外甥女燃放过鞭炮吃过饺子后,仍意犹未尽,不约而同产生了回老家的念头。于是我们于凌晨一时出发,驾驶自家新购的“花冠”轿车奔向近四百公里的家乡。那夜的高速公路俨然成了我们专用车道,路两边不远处的村镇和城市,连续不断有礼花盛开在天空,使我们仿佛穿行在用璀璨礼花簇拥的花道上,三个孩子不停地在车里欢呼,远望到大朵鲜艳无比的礼花时,他们甚至激动到身子发抖。早晨五点半钟,在鞭炮与礼花竟放的时间点上,我们的车驶进了村里,喜出望外的弟弟把留给正月十五燃放的烟花爆竹全部搬了出来,在自家院里,足足燃放了二十多分钟······近些年,一些城市,甚至远离大城市的一些乡镇、农村,烟花爆竹的禁放政策逐步缩紧,到了去年春节前夕,全国多数地方更是做出了全域禁放的规定。有的地方在禁令中,甚至把燃放烟花爆竹视为“恶习”“陋习”和“不文明”行为,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上的激烈争论。到了今年春节前夕,也许是三年疫情使国人心中积压了太多的烦闷,也许是连续几年的“鸦雀无声辞旧岁,不声不响过大年”使人们感到缺少了应有的年味,不仅网络上对“禁”与“放”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元旦”之夜,在全国不少地方有民众竟违规燃放,有的地方因燃放烟花爆竹还爆发了警民对立、警车把砸的事件。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要求改“禁放”为“限放”的呼声已成“燎原”之势。
针对广大民众要求“限放”的强烈愿望,去年春节前夕,我曾以《对烟花爆竹,限放符合民意,禁放有悖情理》为题,写了一篇短文发表于“今日头条”,短时间内展现与阅读量就超过3万,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文中观点。前不久,我又在公众号上,连续发表和转发了几篇呼吁尊重民意,实施“限放”的言论,更是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对宋朝王安石的这首诗,大多人耳熟能详。另外,宋朝另一位诗人范成大在《爆竹行》一诗中还写有这样的诗句,“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燃放烟花爆竹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已深植在广大人民的血脉之中。有人说“没有爆竹的新年是没有‘灵魂’的新年”,这丝毫也不是什么夸张。轻易把此归结为“恶俗”“陋习”和“不文明”行为,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也是对广大民众过春节时一种快乐权的剥夺。希望各级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深思熟虑,慎重决策。现在是网络时代,搞个民意调查不是难事。还是要多倾听民意,多了解民心。对禁放政策的制定,还是应建立在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这样一个标准上,切忌“一刀切”和“简单化”。
就我本人而言,相信禁放不会永久,限放必成主流。今年网络上汹涌澎湃的强烈意愿,以及“元旦”这天不少地方在这方面出现的状况,已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不管怎么说,军人出身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会很好约束自己和家人,严格遵守所在城市的禁放规定。
但也要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了烟花爆竹,的的确确感觉缺少了“年味”和过年的激情。而且禁放的越严,禁放的时间越长,就越怀念禁放之前过年的日子。相信许多人会与我一样感同身受吧!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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