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店里拉着二胡,神色古拙的老人就是我的大姨父,脸上那种不容置疑的脸色,那种信仰的傲慢现在已经不容易看到了,只有过去村里的长老,族长的脸上才会有。他今年73岁了,4年前我去家里看他,坐在他开的卖酒小铺里,跟我说了他一生大部分的故事,末了,拿出一本册子递给我,里面是他亲笔写下的文字,我看到第一行:我的一生。他把自己的70余年经历,浓缩成了薄薄的册子,我看完了以后,沉思了很久,下面就是他的一生的故事。
我出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初九,是个有历史记载的水荒之年,兄妹八人,本人排行老四。
我的父亲是一个勤劳、忠厚、老实的农民,母亲是童养媳出生,从我记事起,心里铭记着家庭和我的一生。
我八岁开始读书,当时家庭情况极差,父亲体力不强,身体差,母亲一双小脚,而且从小失去了所有亲人。我们全家在祖父一起的大家庭属于弱房,我们兄妹八人在二老的辛勤劳动下,也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1960年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共产风盛行,
全国农村遭受了一场灾难。我们全家生活更加困难,过着日无三餐饱,野菜、大糠充饥的生活,所幸的是母亲待人忠厚、诚恳,做事勤快,被当时的生产队录用为食堂炊事员(当时农村全部吃食堂)。我们兄妹和父亲大人当时骨瘦如柴,奄奄一息,险些进了“鬼门关”。母亲为了我们的生存,经常带些洗锅水等能充饥的东西救活我们。1962年,当时的中央领导觉察到政策失误,立即纠正过来。安徽农村率先实行了分田到户,我们全家分到了六亩土地。在父母、兄长的精心耕作下,生活基本上有所改变,从而,在这次灾难面前,我们兄妹度过了难关。
1963年我考入了顺安中学,而且成绩优良,还是当时班里的学习委员。63年11月9日晚自习时,我唯一的一床被絮被小偷盗走,当时我才15虚岁,个子矮,体质差,远离家乡,交通闭塞,丢失了被絮,读书无法继续。可怜我上街哭到下街,最后学校发动学生们捐布
票、棉花票,但是因家庭经济差,无钱做被里,还是无法念书,从此辍学。回家后,我不会做农活,只得在生产队放牛,每天三分工,也能勉强养活自己,但是放牛起早摸晚,割牛草、出牛龚、一身牛粪味,起风下雨天天如此。直到65年公社开办了农业中学,我又重新读书。
当时半耕半读,半天念书,半天干农活,老师就是一个,虽讲读书,但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转眼到了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被迫停课,我们自发地参加了学生大串联,打着背包,穿上自做的黄军装准备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徒步走到芜湖,后因当时中央号召全国学生打回老家去,原地闹革命,我们的串联只得半途而废。以后,县里又断绝了我们办学经费,老师又跑走,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由于我为人忠厚,算盘也打的可以,被生产队推荐为会计,后又选为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常委,参加了专政大队,并以干部的身份在全公社大队蹲点。但是,必须还要做田,我渴望工作单位,我要求当兵,但是由于我三叔在解放前带党向国民党自首,政治审查未能过关,此后我们听说凤矿区招工人,我们天天找大队干部,找公社领导,无论如何要出来当工人,最后在我们老师刘根文同志的帮助下,终于达到了心愿。我和老伴1970年元旦结婚,育有两男两女。于1970年3月招工进矿,从而使我脱离了农村,走上了我一生奋斗的工作岗位。在凤矿,我干过仓库保管员,当过井下一线出矿工近10年,又在工区干了10年文书,96年6月份退休,然后聘用至2015年4月。当时井下安全性差,危险性高,但是下井工人的收入也高点,为了多挣钱,我常常主动要求下井,我在井下共出过两次工伤,两次都差点没能上来。
1970年10月初8,长女出世,72年6月又添二女儿,75年元月长子出生,78年6月又添次子,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养活一家6口十分艰难。尽管老伴天天参加生产队挣工分,每年仍然超支300余元。76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了7亩土地,可怜我老伴既要带4个孩子,又要承担农田的活,我只得利用工休日回家帮忙。农忙时节我从矿区骑几十里自行车一到家就要赤脚下田,有时干到深更半夜,甚至天亮。记得有一次,救田抗旱,当时生产队里几家共用的一台水泵,总重量约160斤,到傍晚时才轮到我家使用,可怜我出尽了吃奶力气,歪歪倒倒背到田里,蚊虫叮满全身,蚂蟥爬进了小腿肉里,直到晚8点多才把水泵接好通水。那时我们村吃水也远(约1里多路),每次临走时要把4担水的水缸挑满,以便减轻老伴的负担,几年的责任田,我吃尽了艰苦,但是最苦累的还是老伴,当时幸亏在插田打稻时亲朋好友的帮忙,才度过了难关。在此,我要再道一声感谢在世和已故的为我无私帮忙的亲朋好友。1982年,由于老伴的过分劳累,再加上生活伙食差,她突然患了血小板减少和再生不良性贫血,病情相当严重。我四处奔波,想尽办法给老伴治病,同时给她增加营养,在一段时间内,每天都称四两或半斤的瘦肉、猪肝给她补养,并在矿医院托人搞小人包衣和刮胎的胎盘给她补。在我的精心调理下,她的身体渐渐恢复起来,由于当时在农村,我们吃尽了苦,为了老伴的身体,我劝她全家跟我来矿区居住,但老伴舍不得几亩田。在我多次劝说下,老伴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1986年底,我们把家搬到了矿区,住进了矿里分的房子,房子虽然不大,但一家人住在一起我也满足了。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逐渐发展,我是矿区的正式工人,社会地位高,儿女双全,长女是民办教师,次女在原籍读书,两个儿子乖巧懂事,全家人欢聚一堂,本以为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没想到,接下来的岁月我们全家将迎来一道道无情的打击,把我的人生打的支离破碎。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ezuogongyuan.com/120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