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动机的朴实回答，入党动机的朴实回答为什么要入党

（根据陆炎《历史思想自传》摘编）

一 、受影响白营初入党

1924年起，我在陕北国民党86师256旅511团当司号员。1929年10月师部调学员去军士教导团学习，连长把我送到团里，被编到工兵科。教导团共九个队，其中炮兵科和工兵科合编一个队，共一个伙食单位，大家就熟悉了。特别是炮科同学张俊英对我尤其热情，课外常在一起拉闲话，才知道他是学生出身。我也把自己要饭、学戏、当号兵的经历都告诉他，我们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有一次我俩去城郊玩，他告诉我最近红军在横山县把咱一个团打垮了，说不定哪天也会来打榆林城的。我说咱们当兵的怕啥，打进来要咱，咱就跟他干。过一段时间，他又告诉我说，横山战斗被俘的战士放回来了，他们说红军对老百姓好，打土豪分田地，叫穷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念，他们官兵吃穿一样，不打不骂。当时我跟他说，咱要在这样的军队就好了。

一天晩上，他叫我到厕所，给我一个三、四页油印的小本，叫我晩上夹在步兵操典里看，教官查自习可翻过几页，走后再看，吹下自习号后仍在原地还他。前后共看了两个小册子，内容都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白俄罗斯等语，除其中一段讲地主剝削农民，穷人如何受苦我能懂得，其它的我始终也沒搞清楚。红军我也没见过，人家都说对穷人好，因此思想上也对红军产生了好感。

在这一阶段的接触下，我才知道张俊英其实是共产党，党组织派他到国民党军队来做发展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我被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由于当时在敌营中，没有履行任何手续，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我的党员身份也只有张俊英知道。

1930年冬，军士教导团毕业，工兵学员要充实到新成立的工兵营。我想人不熟悉难办事，于是趁外出采买时开了小差，回到了原来的连队。连长向团长举荐获准，任命我为三排排长。

正因为如此，我与张俊英失去了联系，由此也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我曾想请假回乡，找其他同学查明他的地址，请他证明这段经历，但终未成行。

二、率队起义重新入党

在国民党军队中我组织过两次哗变，拉队伍上山参加红军游击队，终因没有党的领导而失败。因当过红军，家乡待不住了。1935年1月我乘火车经徐州到了南京，又到了安庆。因人生地不熟，无存身之处，就沿着公路向北而行，抵达六安县被保安独立大队三中队卫兵扣留，为求生存，再次入伍当兵，逐步由二等兵升任为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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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六安城失陷，国民政府县长盛子瑾当时成立了人民自卫总队，我们接受了他的委任令，乱七八糟凑了百余人枪。杨子文任大队长，我任第一中队长。同年冬，盛子瑾升任皖东北专员，把我们大队带去，到达泗县双沟镇后，他把当地杂牌武装和我部并为一个团，杨子文任团长，我任大队长。

此时皖东北已呈统占局面，新四军与伪专署亦已有了联系。在农历年关前后，后来为新四军独立团政委的石青同志被专署派来我团任政治处主任，并带来一批青年指导员。

石主任待人温和，与我谈得来。他介绍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统治的罪恶，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在旧军队中，政治工作是不易开展的，这时我曾给予政工干部以较大的支持，因而石青与和我处得很好。

1939年3月，我任该团副团长，不久石青同志被调到泗县许大庄区任区长，兼搞农民支队工作。由石青介绍我到由他自己兼任支队长的地方武装三支队任副支队长。

初冬，伪专员盛子瑾借召集开会之名，将石青调去专署关押，并带队逃往淮南，中途石青同志逃脱，回到青阳张爱萍处。盛所属武装亦在淮南半塔子被新四军二师全部解决。

在盛逃跑时未能带走的淮河支队约四、五百人被新四军收编为独立团，石青任团政委，驻泗县管镇。在他们的教育支持下，加上我的努力，终于争取了三支队的一连人起义，加入独立团，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率队起义参加四总队独立团后，被任命为团教育参谋。第一次见到张爱萍司令，他就热情地与我握手，并叫出我这个刚加入队伍新干部的名字。司令在与我交谈中询问我归队后适应不适应，有什么困难，嘘寒问暖，使我非常感动，确实感觉到了与旧军队的不同，觉得自己选择参加新四军的路是对的。

1940年5月于皖东北泗县管镇新四军四总队独立团任参谋期间，根据我自抗战以来积极配合党的工作，率队起义及任职后的工作和思想表现，由团政委石青和政治处主任李长德介绍，我重新入了党，候补期为六个月。与当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张俊英让我秘密入党不同，不仅有完备的组织手续，而且过上了正式的组织生活，并按时交纳了党费。自己也下决心愿意牺牲个人生命，打鬼子，把国民党及地主阶级彻底消灭，为解放劳苦人民而奋斗。

三、莫名被停组织生活

1940年9月，独立团与四总队第九团合并，我任五连连长，编后即开往苏北打顽军韩德勤。战后部队到达益林附近活动时，由当地收编人枪二十余补充我连，并令其负责人任连长，我任副连长。结果该人不愿下连队，一切仍由我负责。

我团与九团合并时，我向组织上要党的介绍信，答复是集体介绍（石青政委、李长德主任调总队去了），可到了苏北后，党日活动却叫我退出。我问指导员为什么？他说你沒有党的介绍信。我曾给石、李写过两封信，托人捎去，终无回音。随后部队远处活动，我更无法找到他二人的下落。

我认为当时是领导上有意停止我的组织关系，因为他们可能对我原是国民党中校副团长，刚带了一支近百人的队伍过来不久就入党，是否可靠有所怀疑。否则既答应我集体介绍，为什么其他党员都有，独我未介绍去。如果认为我不够条件，组织上也应该与我谈，不能这样糊里糊涂算了。

当时我入伍不久，对党的组织原则认识甚差，也没有提出申诉追究，思想上带着说不出的冤屈进行工作。后来团长赵汇川与我谈话，才知道确实是组织上对我过去的历史了解不够，在困难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为防隐患，停止了我的党员资格。经团首长及教导员不断地帮助和教育，使我理解了组织的处理，安下心来继续努力工作。

1940年底我团活动于沭阳县，我曾两次化装入敌营，又分别以我为向导，消灭了沭阳城西老胡圩子据点七、八十名伪军，击垮了鲍荡一个伪军中队。1941年1月，部队复返皖东北半城附近，乘青阳镇伪军不备，配合兄弟团一鼓作气消灭伪军数百人。战后部队稍经休整，我团番号换为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七团。

二月间，团带我营活动于泗县陀河地区，受到鬼子袭击。当时鬼子四辆汽车已将部队追至河边，人多船少，河宽二里，水深不能徒涉（第一次我一营在此渡被敌合击，损失百余人枪），所以部队极度混乱。团首长命我带一个班，轻机枪一挺，于渡口前一里许，阻击敌人，坚持战斗，争取时间，以利全营渡过。但敌众我寡，迫不得已，乃随战随退至河堤，与敌决以存亡，终于赢得了时间上的胜利，使船只往返数次，把部队渡过河去。当敌占领我堤岸阵地时，我阻击班已乘舟至河心，敌即以火力追击，除我及两个战士于渡中负伤外，全部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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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受考验再次入党

1941年3月，我任本团三营副营长。秋后在劳山攻坚战中被鬼子手榴弹炸伤了右手。10月间部队调往邳睢铜地区坚持根据地，经过我的再三要求和战斗及工作中的实际表现，1942年2月在邳睢铜地区黄山庄再次加入党组织。介绍人是我的教导员王健堂、组织干事杜绍三，候补期为六个月。此时在入党动机与对党的认识方面，我已能从阶级观点上去着眼，认识到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党的领导，革命就不能成功。随后部队又开回皖东北青阳镇以东整训。

5月间奉旅命令，拔掉泗阳县熊码头的鬼子据点。入夜部队在圩外开始突击时，敌火力猛烈，并发射了很多照明弹，将麦田都燃着了，部队伏地不动，无法前进。临近拂晓，当我组织第二次突击时，不幸左胸负贯通伤，前后两根胁骨被打断，流血过多，抬至团指挥所正在包扎之际，泗阳增援的鬼子已抵据点附近开始炮击。部队随即后撤，时已天亮，敌之紧追不弃，仅有卫生员和侦察员抬我。开始一排也随我撤退，但敌已逼近，我拒绝随我，命他们快撤，以免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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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就躺在距据点约二里多路的麦田里，加之整天日晒、口渴、流血过多，数度昏迷过去。敌人直向部队追去，原来抬我的卫侦人员不愿离开我，他们伏在距我半里许的麦田里，黃昏时又凑到我处，将我抬着朝根据地方向走，救出了我。这是给我一生中最感动、最深刻、最实际的阶级教育，我在旧军队干的也长，从沒有看到这样动人的行动，只有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军队才能这样。

1943年春，我军向伪顽区夜间伸入活动的途中与敌遭遇，敌先我进入他们事先筑好的张小圩，我即予以包围。但圩沟深而坚固，我们亦无攻坚工具，虽经两次突击均未成功。

时已日出，团首长下令要我营干部突击，第一次由我、连长郭海清、排长杨万才三人组成突击组，试图由圩门旁的一尺许的档子跨进圩内。突击开始，因后续部队未跟上，仅我三人逼近圩门，终被敌人火力阻止，排长负伤，连长重伤，我耳朵几乎震聋，下颚也负轻伤。

因圩外地形平坦开阔，仅靠圩壕有一间草屋，在敌手榴弹距离内，既不能上，又不易下，被迫利用屋子暂行隐蔽。但房子亦被打着，连长伤重牺牲，在此对峙情况下，我乘敌人不备，冲出封锁地区，回到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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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许，又重新组织突击力量，并在南边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仍由我率领部队夺下圩墙阵地。二梯队继续向内发展战果，结果顽司令许志远、顽县长赵觉民、团长张子英全被我营俘回。战后评我为战斗英雄，并在全团军人大会上予以奖励。

同年8月，我任本团一营营长。冬季我团一、三营到陇海路、北运河支队活动，以我营为主攻部队，歼灭了顽司令韩治龙部，我亲捕了企图逃跑的该司令。44年仍不断活动于陇海南北、津浦南北，小的战斗随时都有。冬季于灵璧县西葛店子打郝鹏举的攻坚战中，我左手腕负伤骨折。到后方治伤，至45年春伤口仍在化脓未愈。因我团又去路西活动，叫我回营边休养边工作。麦收前团令我营单独活动于怀远城的火神庙地区，完成了保护麦收的任务。

数年来，我营往往离开团部百里之外陇海北，津浦西地区活动，时刻都能重视和掌握敌情开展我们的行动，密切地方政权的联系，坚决按党的政策和指示开展敌伪区工作，受到旅、团领导的好评。

五、重新认定入党时间

鬼子投降后，旅首长来我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因我伤残较重，大家建议要我休养，获旅长、旅政委同意。部队到路东后，即令我到后方留守处任主任，负责被服厂、修械所、家属队的行政工作。不到三个月又调我任旅警卫营营长，这段时间我营任务较少，还可坚持工作。

在此期间，当年我独立团团长张震球同志任第三分区司令，住泗县城内，当时我到后方留守处休养并兼任主任，距泗县四十多里路。我写了一件要求恢复1940年至1942年党籍的申请书，叫协理员亲交张司令员，并转九旅党委会。1946年3月，九旅旅部住运河站在一个地主圩子，我警卫营住大榆树街上。同年4月旅党委会下达决定，恢复我40年至42年的党籍。恢复党籍的决定由营分支书记、教导员李林同志保存，并由他当面告诉我。得到这一消息，我甚感欣慰，多年的思想包袱终于放下了。

此后，我虽因战造成了身体严重的伤残 ，听力有明显障碍，右手残废写字也不方便，但是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带伤病坚持工作，先后担任了华东军区警卫旅第三团参谋长、后勤警卫团参谋长、军区后勤司令部队列科科长、后勤干校一大队大队长、第三汽车学校副校长等职。特别是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使我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在战争中要经受住生死的考验，在任何时候都要经受住各种新的考验，保持共产主义信念，忠诚党的事业，做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和任务。

后 记

1955年陆炎同志任南京军区后勤车管部处长，授中校军衔。1957年9月因战伤残病故，为表彰他在战争年代及建国后所做出的贡献，被评定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