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我们的党员有意见要在组织里面讲,不许在组织外面讲,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还有在组织以外讲的,那是闲话,这也是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党的七大是一次伟大的会议,与六大相隔17年,整整开了50天。毛泽东在会议后期对中国共产党24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做了总结。5月31日的报告就提到领导者要学会听闲话,学会善加利用和妥善处理闲话。
承认闲话是革命现实主义态度
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一支团结向上的队伍,在组织内发表不同意见是理想,是原则。可是,无论多么团结的队伍,经常还会有人私下传闲话,这是现实。
科学的态度应该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既引导在组织内发言交流,也尊重私下说闲话的现实,加以正确对待。
关起门来,不让说,只能越堵越多。盖住耳朵,听不见,只能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闲话也有独特价值
我不是提倡小广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后去大搞小广播,我是说小广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点,我们要去听,去收集材料。
闲话就是材料,是可以加工成战斗力的政治材料。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开工厂,七大就是开政治工厂,我们中央也是开政治工厂,这个工厂没有原料怎么行呢?原料贫乏制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
一件产品的生产需要各种零配件和原材料,闲话有闲话的妙处,像小螺丝。没有的话,就无法把其他零配件组装到一起。
我就有这个经验,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什么陕北人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为什么陕北红军不编一个师?说什么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学问不好。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
毛泽东就善于从闲话中分析问题,进行反思。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掘闲话的价值。
听到雷公的事情,他认识到1941年给边区民众二十万石公粮,六万驮公盐的任务的确太重了,关键时间也很长。
在批判张国焘路线时也有扩大化问题。“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
这些闲话面前,毛泽东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认真分析原因,用军民大生产,拥军爱民等创造性方法解决了闲话里反映的实际问题。
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说我的学问比张国焘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这些原因,要解决问题。
为何不怕闲话
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
越是怕批评,怕别人讲闲话,越不给别人讲话的机会,批评就会越多。
心底无私,勇于认错,敢于改错,就不会怕别人说闲话。
闲话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收集起来,错误的也收集起来,都把它当作原料。
一个可以变成我们进步的原料,一个可以成为我们防止错误的原料。
故此,毛泽东提倡打开窗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他人的批评和苛责。
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
闲话滋生的土壤是宗派主义
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闲话来自于团队内不同群体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如反馈渠道不畅,就会变成闲话。
宗派问题,自古有之。今天有,明天还会有。一个团队,有本土培养的,有外来引进的;有劳苦功高的老人,有年轻锐气的新人;有来自北方的,有来自南方的……
应该消灭的不是宗派,而是宗派间的隔阂,是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本是没有朴素的人民信仰,没有梳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老革命看不起新同志,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看不起延安没怎么打过仗的,清高的知识分子青年看不起土里土气的农民,军队里扛枪的看不起地方拿砍刀的…..
在军队里头,有军事工作人员,有政治工作人员,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外来的,有本地的,都有一个同地方、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
正确处理闲话的方法
问题解决首先从哪里做起?首先应该从军队做起。军队又从哪里做起?首先从军区、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做起。要有坚定的原则,要多听地方同志的意见,因为地方同志的话你们很难听得到,他们也难得有机会讲。
首先,要明确主要责任。
两方都有责任的时候,总有一方要先低头,这就是主要责任方。
我们认为强者应该是主要责任方:在军队和地方关系中,军队要负主要责任;在军队内部,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上级和下级之间,上级要负主要责任;在老干部和年轻干部之间,老干部要负主要责任。
其次,以帮助和原谅的态度来负主要责任。
我们的军队每到一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我们如何,地方党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他们都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要采取原谅的态度。
既然你参加革命时间长,是老同志,别人新入伍,未经历战火洗礼;既然你是军人,别人是农民;既然你是上级,接受政治教育多,别人是下级,那么你既要负认错的主要责任,允许别人批评,也要负帮助他人和教授他人的主要责任。
少奇同志、总司令已经讲了,要学会善于当骨干,就是说要善于当先生,要学会教授方法,这个教授方法要经常讲。要经常存一个心,就是总怕对不起地方,如果我们出了错误,就允许地方同志批评我们,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最后,就是要强调党内平等,岗位平等,贡献平等。
无论你是团队内负责冲锋的,还是负责后勤的;是负责扫地的,还是负责决策的;是负责公文的,还是负责谈判的;都是一个交响曲中不可或缺的旋律,都是一样光荣!不要怀有哪个岗位地位高,哪个位置待遇好,哪个地方照顾好的区别,减少彼此间的隔阂。
在干部问题上我还要简单补充几句,就是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团,各个军队,都一样的光荣。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都一样的光荣。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党务工作、文化工作,从事这五大门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的光荣。
【文中所有引用和红色字体,未指明出处的,皆出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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