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读后感400字左右，战马读后感400字左右怎么写！

《骑兵军》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它由35篇短篇小说构成，其中34篇是20世纪20年代写成的，最后一篇《吻》是1937年。巴别尔1920年曾在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担任战地记者，在此期间，巴别尔亲眼目睹了这场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会战，本书就是巴别尔以他在随军期间所写日记的基础上创作而来的。

与其他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作品不同，《骑兵军》并未着眼于千军万马的疆场厮杀，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描写，而是重点刻画了哥萨克骑兵的英勇善战与残忍暴虐，以及普通平民生存的不易，展示战争中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和矛盾挣扎。本文将从哥萨克骑兵的两面性，以及战士和“我”等普通个人在战争中的遭遇，展示个体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中的矛盾变化。

1、哥萨克骑兵的“勇”与“恶”

在巴别尔的笔下，哥萨克人不仅是英勇彪悍的骑兵战士，同时也是残忍的充满匪气的。这也导致原红军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多次写文批评巴别尔恶意丑化哥萨克骑兵，而书中的哥萨克骑兵也确实并非都是一些 “高大全”类型的完美人物，反而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瑕瑜兼备。而高尔基等人则反对布琼尼的说法，认为巴别尔对哥萨克骑兵鲜明生动的描写反而激起了他对骑兵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写出了真实的骑兵战士，真实的人性，既有勇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哥萨克骑兵英勇忠诚的一面。在《二旅旅长》一章中，战争局势不容乐观，科列斯尼科夫在一星期内由一名连长连跳数级升到旅长，在军长布琼尼的鼓励下，顶住压力，英勇作战，歼灭了波兰人。在《千里马》中，巴乌林也被塑造为一个坚毅、寡言，执着于战斗的英勇战士的形象。在《政委康金》中，写康金勇战八个敌人，并且获得了胜利。表现了哥萨克骑兵的英勇。而为了能够英勇作战，哥萨克们对他们的马也极为爱护。在《一匹马的故事》中，赫列勃尼科夫的爱马被师长夺走了，为此他千方百计地索要，甚至不惜以退党威胁，在他终于发现索要不成时，痛苦地想自杀。在《阿弗尼卡·比达》、《千里马》中，都有哥萨克对马的钟爱的描写。

哥萨克恶的一面。在《小城别列斯捷奇科》中，作者描写了一名哥萨克战士屠杀一名犹太老人，他们杀人的动作干净利落，生命在他们的手中毫无价值，杀人如同杀死一只野兽般，激不起他们内心半点涟漪。这不是个例，在其他一些篇目中也反映了犹太人遭到哥萨克的屠杀。在《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中，哥萨克们肆意搜寻和破坏教堂。在《战马后备处主任》中，主任对劣马无情地鞭打。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特隆诺夫残杀俘虏。在《普里绍帕》中，普里绍帕对在他父母被白军杀害后洗劫他家的街坊邻居实施了残忍的复仇，对这些家庭进行大屠杀，鸡犬不留。野蛮狂暴、杀烧淫掠，这是巴别尔笔下的哥萨克骑兵们的另一面。因此，哥萨克骑兵不仅具有“神性”，还具有野蛮残忍的“兽性”。

2、战争对人的摧残与扭曲

站在人文主义的高度上，巴别尔揭露出战争对于人性的影响，着力突出了人在战争中的不道德和暴力行径以及人个体心灵的扭曲变化。现实主义的写作也更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给人震撼心灵的力量。作者对战争场面和人性变化的描写越是残忍无情，越会唤起读者的悲悯之心，越让读者感受到作者本身的人文主义悲悯情怀，进而体会到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对战争的谴责。

在《家书》一篇中，库尔丘科夫口授了一封给母亲的信，在信中讲述了他的家庭中“父杀子、子杀父”的故事。父亲在白军，他和哥哥们在红军，当他们被父亲的部队俘虏后，父亲竟残忍地将哥哥凌迟处死。而谢苗哥哥在抓住父亲后，对他也没有一丝的亲情，全是冷冰冰的仇恨，最终处死了他。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面对敌方空军的来袭，骑兵连长因为战争带来的巨大压力，并未想着躲避起来，反而妄想以两挺机枪来击落战机。在《寡妇》中，团长的女人在团长还未死去时，就与他人结合，而团长也并未反对。在《叛变》中，由于长时间的战争生活，三个因伤退到后方医院的战士，不适应和平的生活，精神出现了问题，认为有人要残害他们。作者通过这一个个普通个体，以小见大，来展示战争中人性的变化。

3、“我”在战争中的矛盾与挣扎

“我”作为随军记者参与骑兵军对波兰的战事，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哥萨克骑兵群体中，“我”不止一次地采取趋同于战士们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我”可能并不赞同。“我”一方面知道在战争中必须学会“杀人的本领”，而另一方面，“我”身为一名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心中始终充满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怜悯，以至于始终无法如哥萨克那样“杀人如麻”。这种矛盾在他的心中激荡着，使他内心在痛苦地挣扎。

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架着眼镜，到骑兵军后受到战士们的蔑视与嘲笑，于是“我”利用向女房东——一位老婆婆要食物的机会，向他们表示“我”向他们的趋同: 当老婆婆说没有吃的时，“我”当胸给了她一拳，并且操起一把别人的马刀，一个箭步把在院子里的鹅踩死在脚下，这才赢得了战士们的好感与认同。然而这些并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仅仅是为了融入这个团体中的一时激愤行为。过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后悔与自责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那一晚“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 “我”始终无法答应身负重伤、又深陷敌人重围中的战友多尔古绍夫开枪打死自己的请求，迈不过心中那道槛。在《战斗之后》中，“我” 与阿金菲耶夫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起因就在于“我”在战斗中枪里不装子弹，没有学会“杀人的本领”。这种学不会实际上是 “我”不想学，心里面抗拒这种做法，不愿意沦为如哥萨克那样的残忍暴虐的“魔鬼”。当然，“我”并不是在反对暴力革命，“我”坚持革命的理想，理解革命的暴力方式，但却无法参与其中。

总之，巴别尔展现了战争中个人的命运，在他的笔下，动荡不安的战争岁月里，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无论是哥萨克还是叙述者柳托夫，他们内心中都隐藏着深刻的矛盾性，内心充满迷茫与彷徨，善与恶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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