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季,在玉龙村小学六年级教室里,以课桌为桌,板凳为椅子,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欢聚一堂的是:我班全体老师,同学和家长。大家愉快地吃着传统的“毕业饭”,多彩的小学生活划上了句号。从此,大家离开了启蒙恩师董延德老师和蒋老师,离开了玉龙村小学,各奔东西,开始了人生新的起航。
光阴荏苒,今年已是2020年,也是我们小学毕业30年。古人说30不惑。可喜的是恭逢小学班主任董老师80大寿喜庆,真是别有一番情趣。此刻,难忘的小学生活犹如一幅幅多彩的画卷历历展现到眼前:
同学们都记得。我们这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先后经历了3个校区。1年级的读书地点在国家机关,董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在这里,我们大约上学了2年学。国家口校区真是简陋:这儿只有一排坐西向东的正房,共有3个班。我们的教室偏向南,其他两个高年级的班在北。在这排房子里,还夹杂着乡村医生的办公室。记得这医生常常背着个带有红色“十”字的木箱在村里转,我们小孩子看到都害怕,赶紧躲得远远的,害怕他箱子里的针“据屁股”。在这里,观念里都没有想过一个小学校应该有几个年级,每个年级几个班。后来依稀才知道,其他年级分散在村里别的组上课。
尽管国家大学校区很简陋,但同学们还是很快乐。留给我们印象较深的是,董老师为大家手工油印试卷(原理类似于今天的档案打码机打码)。在旁边一侧杨老师家的堂屋里,董老师常常在课后或课间,端坐在一张木方桌上,一手握着一支硬笔,另一手压平一张半透明的蜡纸,一笔一划书写考题。董老师写得那么专注,那么规范,这横平竖直,正如董老师的方正作风,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幼稚的心田。蜡纸刻好后,平铺在一块铁板上,粘上墨,覆盖上一张白纸,手持一个滚筒用力滚动一遍,一张试卷就油印出来了。终于,董老师笑吟吟地抱着一摞洋溢着油墨香味的试卷出现在教室。刻印试卷这项工作凝聚了董老师几多精力。董老师真是一个技艺高超的老师噢。
懵懵懂懂的两年很快过去了。后来,我们在董老师的带领下,从“国家口”临时搬到新校区附近的曾家大院的堂屋,入读了大约一年,这时大约是3年级吧。忘记了当时为什么搬迁,其实心里也没有想过(可能是这排房子要拆了建新村委会吧)。尽管曾家堂屋离家里有点远,但也没有什么,只觉得有上课的地方就行了。这间屋子里没有电灯,特别是遇到下雨天光线更昏暗。董老师就像指路明灯,带领我们走过寻路蓝缕,穿过荆棘丛生,每天清晨朗朗书声,回荡在原本静谧的农家院落,迎接着初升的朝阳。这种不畏惧艰险,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未来有益终身的与知识技能同样重要的宝贵财富。董老师除了教语文数学,自然(现代教科学课)等各个科目也教。这让我们在心里很佩服,董老师什么都懂,真的是“懂老师”。在这间农家院子里,在自然课上,我们明白了日食和月食的原理,后来遇到日食现象再也不用像其他奶奶辈一样“拿个铁盆当当猛敲让天狗把太阳吐出来”。董老师像一盏明灯,驱逐了我们心里愚昧的黑暗,照亮了在我们前面的科学之路。在这里,最难忘的是临近寒假,下了大雪,天气很冷。在略显拥挤的教室里,同学们生机勃勃,其乐融融,听老师传授各门功课。放学了,踩着路面的盈尺积雪,迎着呼啸的北风,走在回家的路上。冬季白天短,同学们也没带午饭到学校,董老师和同学们一样,饿着肚子上好每一节课,然后下午很晚回家吃饭。以今天的社会条件来衡量,正是许许多多像董老师那样无私奉献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支撑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乡村教育。我们现在比之下一代更能吃苦,也是在那样的物质匮乏的年代天然练就的。
后来大概到了4年级,玉龙村小学落成。崭新的校舍合围成4合院,“屋舍俨然”,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庄严的国旗台和高高矗立的国旗杆,“爱国”的观念犹如涓涓细流浸润心田。学校坐西向东,正门一侧红色大字“教师育人教学任重”,另一侧“群众集资建校情深”交相辉映,中间“玉龙村小学”格外醒目。当时我们看到这是村里黄老先生用大红的笔一笔一划写上去的。西边一排在主席台两侧,各有一间教室,东边与西边对称。南北相望,各有一间教室,我班的教室在北侧。学校房屋主体建成后,董老师亲自带着我班同学走路到新民街去挑石灰,为我班教室地板硬化准备材料。新校区四合院内,内外操场是川东常见的泥土,没有绿化。也许那时候上学放学路上,春夏可见绿色的稻秧,玉米杆,冬有绿色的麦苗,路旁零星的农家院落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乔木和竹子,“绿化”处处可见。但记得校门外大操场边秧田岸坡有几株大树,非常壮观。
入读新校区后,分散在各处的各个年级终于汇聚在一起了,组成了完整的六个年级大家庭。而且,附近其他村的孩子,陆续慕名而来我校求学。我们班就有来自凌云村和其他村的同学。可见我们的学校,一时人气大旺。
那时的冬季,只记得:冷。抗寒的方式很多。有的早上从家里携带一个竹篾编得“灰笼(一个土陶钵子,外边罩着竹篾编的一个框,土陶钵子加入燃烧的木炭,外加盖灶灰)”到教室,放到课桌下,上课期间光着脚丫在“灰笼”上烤火取暖。课间,一部分同学到操场疯跑,互相追逐打闹,流一身汗。有时也玩 “令冰”游戏,或做“杀羊子”活动,跳绳踢毽子的也不少,打乒乓要排队。最难忘的活动是我们一群小孩到教室的最后一排,排成一排,向角落最里边的同学一起挤过去,喧闹之声不绝于耳。有的被挤出来,有的又排到队尾。同学们在挤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温暖,当时这项游戏称为“挤爆油糟”。没有女同学参加“挤爆油糟”。对这些小活动,董老师一般不干涉,眼里充满了暗许。
春末夏初,白天时长,同学们早上从家里提着盅盅,里面装了米饭到学校。一到中午下课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有时候就在校内吃饭。有时一群小孩端着饭盅,走出校门,沿着田间小路走到校园外西侧的坡顶,边吃饭边看蓝天白云边吹牛。午饭后,铃声一响,在老师的带领下,每个同学两个手交叉放在课桌上,歪着头,一侧的脸枕在手上,午睡开始了。董老师也坐在讲台上,和大家一个样子,午睡起来。
董老师是一位宽容的老师。有一次周一的早上,我上台去升国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我开始拉着国旗绳向上升旗。开始慢慢地拉绳子,国旗沿着旗杆缓缓上升。因判断不准国歌结束时间和国旗到旗杆顶的剩余距离,所以拉升绳子一直很慢。后来,国歌快演奏结束了,旗帜到旗杆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十分紧张,赶紧快速拉绳子。可是国歌唱到“前进,前进”了,红旗还没到旗杆顶,大约延后10秒钟才把红旗升起。心想,这下子可能要挨董老师批评了。正忐忑不安,董老师走了过来,宽容地一笑,轻声说:“不要紧,下次就对了”。至此,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董老师是我们眼中的艺术家。在新校区里,有一次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我们学校要到邻村七桥小学联欢,于是各班都在紧张有序地准备节目。我们班准备了两个节目,一个是表演唱《丁丁说他是小画家》。这首歌儿,活泼,欢快,幽默。董老师自编自导,教我们唱歌(好像董老师教我们唱的第一首歌是《太阳当空照》),编排表演动作。农村孩子,天性顽皮,但幽默少了些。记得唱到“画匹大马没尾巴”,董老师编排的动作是我们把两个手背放到尾部,而且还要大幅度地左右摇摆,表现出马没有尾巴很不高兴的样子。开始同学们比较拘谨,害羞,动作放不开。后来,董老师亲自示范,同学们一阵哈哈大笑后,排练渐入佳境。
在这同一次联欢活动中,我还单独表演了一个节目,讲评书《武松打虎》。这个故事来自于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当时,其实我是没有读到这个故事。那时候也没见到《水浒传》,就算有这本书,也许读不懂。但常常有大孩子从新民街买来水浒人物彩色图,我对画中的武松非常敬佩。另外,街上也有评书表演,大孩子上街从评书表演家那里听来武松打虎的故事,在大院里讲得绘声绘色,于是就有点熟悉故事情节了。还记得当时好像从电视里看到了这一节。于是,在董老师的安排下,精心准备起来。我记得临近“六一”了,有一次中午午休,我还在学校办公室里,对着麦克风预讲了一遍。当时全校静悄悄的,静的让人紧张。我大着胆子,不慌不忙,认真预讲。盼望已久的六一到了,早上,太阳公公早早爬到半空,露出笑脸。同学们穿上节日的盛装(也没统一服装,五颜六色的),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旗手高举鲜艳五星红旗带领下,雄赳赳地向七桥小学进发。途中,董老师像变戏法一样把一方小木头交给我,哦,我明白了,这是要表演《武松打虎》的道具“惊堂木”。瞧,董老师,一位追求完美细节的好“导演”!后来,在表演唱《丁丁说他是小画家》节目后,我大胆登台,个儿虽不高,声音却洪亮,在属于我们的节日里把千年前“武松打虎的传奇故事”精彩演绎,获得阵阵掌声。
在新校区,除了学习外,文化活动逐渐丰富。有时有校外的领导老师来我们班观摩听课。为此董老师还操着普通话为我们上课,那可能是董老师课堂上唯一的一次普通话了。还有一次学校请来评书老师讲“岳飞勤学”的故事,全校同学聚集在内操场,听得津津有味。时间短,评书老师中间还巧妙插入了爱国,勤学的思想教育的评论,主要故事就没有讲多少。正听到精彩处,就听到“且听下回分解”。可是,若干年过去了,一直就没有“下回”,心里怪遗憾的。但对民族英雄的敬佩却日益加深。董老师还带领我们走出玉龙,参加社会实践。依稀记得的有“春游梁平双桂堂”,感受到庙堂的金辉煌和灿烂的佛教文化;到梁平机场,参观了“铁鸟“——一架抗战立下战功的飞机;到“到七桥看录像”,主要是武打片,脑子里记得的就是:打打打。
到了1990年夏天,六年的小学生活即将结束。在学校东北侧一户农家的一片茂林修竹前,翠竹为证:老师们和几十个孩子汇聚一起,老师们留下了灿烂的笑容,稚气未脱的孩子们表情丰富生动,一张毕业照片定格下永恒珍贵的记忆。
别了,我们心灵里的圣地 “玉龙村小学”!
别了,我们尊敬的恩师董老师!
孩子们即将走向陌生的新的远方!
多彩童年,难忘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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